中国可再生能源补贴缺口千亿 政协委员:改革补贴模式

　　全国政协连续多年举办中国人口资源环境发展态势分析会，邀请有关政府部门负责人、专家学者和部分全国政协委员共同分析探讨，为推动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和生态文明建设资政建言。1月8日，以“构建清洁低碳、安全高效的能源体系”为主题的全国政协第十一届中国人口资源环境发展态势分析会在京举行。

　　全国政协副主席何维在会上指出，要深入学习、贯彻落实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坚持绿色发展理念，推动能源生产和消费革命，构建清洁低碳、安全高效的能源体系。加快优化我国能源供应结构，统筹协调我国能源供给和布局，着力降低油气资源的对外依存度，多措并举保障我国能源安全。人民政协一定要把握时代大势，新时代勇于承担新使命，主动适应新要求，在推进我国能源体系建设中发挥更加积极作用，为建设美丽中国作出新的贡献。

　　能源问题关系民生，关系发展，关系安全。不论从哪个角度看，构建一个清洁低碳、安全高效的能源体系都显得必要而迫切。与会委员和专家立足行业和专业，就清洁能源开发利用、可再生能源补贴政策、多种能源互补、能源领域改革、能源价格形成机制、技术研发等具体问题发表意见建议。

　　作为清洁能源的重要代表，风电、光电、水电在设备生产和开发技术上都已日臻成熟，但一直无法充分有效利用，背后涉及储能与传输技术、消纳市场机制、电力系统稳定性等因素。

　　“三弃”问题备受重视，总的来说状况在趋向好转。

　　全国政协人口资源环境委员会副主任，生态环境部副部长、国家核安全局局长刘华介绍了一组数字：2017年弃水、弃风、弃光电量高达1007亿千瓦时，超过三峡电站全年发电量。2016年、2017年全国弃核率分别达到10.6%、8.7%，其中辽宁省高达31.4%。

　　“风能和太阳能发电主要集中在西北部地区，而长距离大规模外送需配套大量煤电用以调峰，造成输送清洁能源比例偏低，系统利用效率不高。”刘华指出。

　　全国政协人资环委曾在2017年组织专题调研，发现就地就近消纳有限、外送通道受限是“三弃”现象的主要成因。

　　以张家口为例。张家口是华北地区风能和太阳能资源最丰富的地区之一，风能可开发量达4000万千瓦以上，太阳能可开发量超过3000万千瓦，各种生物质资源年产量达到200万吨。从2003年开始，便有风电、光伏企业在此地布局。但丰富的风电资源受制于电网通道输送能力，2016年弃风电量达到16亿千瓦时，弃风率超过了10%。

　　国家能源局副局长、党组成员綦成元谈到，“三弃”状况已趋向好转，2018年弃风、弃光率同比再下降4.3和3个百分点，达到国际平均先进水平。

　　他也指出，四川、云南等大型水电基地开发进度与消纳市场衔接不足，水电外送受通道建设滞后和省内网架薄弱问题制约。

　　根据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2018年10月印发的《清洁能源消纳行动计划(2018-2020年)》，2020年，要确保全国平均风电利用率达到国际先进水平(力争达到95%左右)，弃风率控制在合理水平(力争控制在5%左右);光伏发电利用率高于95%，弃光率低于5%。全国水能利用率95%以上。全国核电实现安全保障性消纳。

　　“特高压长距离输电是国情”

　　中国东西部地区存在电力负荷与电源分布的不平衡，能源资源主要分布在西部和北部，电力的主要消费和负荷区却在中东部。在储能技术难有突破性进展的情况，提升跨省跨区电力输送水平是现实选择。

　　“由于电源系统调峰能力不足，可再生能源与用电负荷分布匹配不均匀，在未来相当长一段时间内，高压长距离输电，仍然是中国现实国情。”全国政协人资环委委员，新疆新能源(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新疆金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武钢建议，继续加快发展特高压，解决输送和消纳能力不足的问题。

　　全国政协人资环委委员，中国华能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党组书记舒印彪详细列举道：到现在为止中国已经建了18条特高压，西电东输规模已达1.9亿千瓦，实现向东部输送电量7000亿-8000亿千瓦时。75%的煤炭生产在西部，55%的煤炭消耗在东部，输煤不是经济高效的办法，还是要发展跨区特高压输电。

　　清洁能源消纳还存在地区“壁垒”。有部分地区出于地方保护主义，消纳外来清洁能源电力的意愿不强。

　　武钢提出，应同时出台专项政策，鼓励跨省电力交易，让可再生能源消纳回归市场，建立可再生能源电力交易市场化机制。加强对各省市落实国家能源局对可再生能源运行消纳要求的监管，完善信息监测体系，定期发布各省风电运行消纳数据，建立可再生能源产业发展预警机制，不断完善符合可再生能源消纳特点的电力运行管理机制。

　　一些委员还提出，应加大政策支持力度，鼓励储能等方面的技术创新;在能源转型、传统能源向可再生能源转化过程中，对承担辅助服务、调峰服务的煤电企业，应给予合理补偿。

　　“可再生能源补贴退坡是趋势”

　　财政激励是我国可再生能源行业实现快速发展的原因之一。从2006年开始征收的可再生能源电价附加收入是补贴资金的主要来源，自2012年以来，受各种因素影响，补贴资金每年都存在缺口，且逐年扩大。

　　綦成元介绍，可再生能源补贴缺口累计已超过1100亿元，但完成2020年非化石能源消费比重目标面临一定压力，一定程度上需要继续发展新能源。

　　根据《电力发展“十三五”规划》，2020年我国非化石能源消费占一次能源消费比重达到15%左右。这一数字在2018年为14.3%。

　　武钢认为，可再生能源发展到一定阶段，补贴逐步退出是趋势，“但一方面政府对于已经颁布的政策一定要承担履约责任，补贴资金应该及时到位，否则会动摇市场对绿色发展信心，引发行业发展危机;二是补贴退出不能一刀切、断崖式，应设计退坡机制;三是要加强宏观规模调控，避免像光伏发电那样井喷式的大起大落式的发展。”

　　全国政协常委、人资环委委员，中国长江三峡集团有限公司原董事长、党组书记卢纯的建议是改革新能源补贴政策和模式，使其有利于新能源开发利用、技术进步，有利于新能源企业可持续发展;同时，也要培养引导消费者为消费清洁能源支付较高的电价，鼓励社会主动消费清洁能源，逐步退坡补贴电价机制，最终取消国家补贴。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资源与环境政策研究所所长高世楫则提到，建议构建系统性强、预期明确的财税优惠政策体系，对清洁、低碳能源发展实施税收优惠，同时创新补贴方式，直接补贴给终端消费者。